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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李国杰院士和他的学生孙凝晖:他给了我一个梦想

记李国杰院士和他的学生孙凝晖:他给了我一个梦想

李国杰在中科院计算所

孙凝晖与“曙光”服务器
 
“导师在我眼里,一直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奋力前行的‘修道者’的形象,十字架上刻着两个大字——‘国家’。”孙凝晖写下的这段文字,曾让很多人深受触动。
 
与人们津津乐道的商业传奇不同,李国杰的创业故事难寻叱咤风云的江湖色彩。他更像是一位深藏不露的“学院派掌门”,试图在科研、技术和产业之间,搭起一座恒久创新的桥梁。
 
■本报记者 郝俊
 
在中国IT界大佬的花名册上,你恐怕很难看到李国杰的名字。
 
然而,正是这位自称“更喜欢跟书打交道”的中国工程院院士,亲手布局并缔造了“曙光”和“龙芯”两个计算机领域的国产高技术品牌,蜚声国际。
 
与人们津津乐道的商业传奇不同,李国杰的创业故事难寻叱咤风云的江湖色彩。他更像是一位深藏不露的“学院派掌门”,试图在科研、技术和产业之间,搭起一座恒久创新的桥梁。
 
“科技与经济两张皮”的诟病声,数年来在中国高技术领域不绝于耳。症结与出路何在?李国杰带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同仁乘风破浪架起的“科技创新之桥”,无疑将留下一份重要的启示录。
 
“Paper Machine”的创业
 
李国杰决心研制中国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之初,有一段被喻为“玻璃房子”的故事广为流传。
 
上世纪80年代,用“外国人的天下”来形容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所处的境遇并不为过。李国杰回忆,当时外国公司把机器卖给我们,然后用玻璃房子罩在里面,在外国管理员的全局监控下使用,以防我们另作他用。
 
“中国人的机房,我们自己反而不能进去,这是很丢面子的事情。”1990年,李国杰受命出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(以下称智能中心)主任,他给自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彻底打破这种尴尬局面,让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站起来。
 
1993年,我国第一台对称式多处理机系统“曙光1号”在智能中心研制成功,科技界曾评价,它的意义不亚于“两弹一星”。两年后,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“曙光1000”问世,我国正式跻身国际高性能计算机竞争舞台。
 
恰如“两弹一星”的佳话——打破外国技术封锁,把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仍旧是这个故事的主基调。然而事实上,这却远非李国杰此步落棋的全部用意。
 
“那只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光,打破封锁也不是李老师对国家最为根本的贡献。”李国杰的弟子、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孙凝晖说,解决科技如何支撑、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,才是整个故事的本质。
 
留学美国期间,李国杰被同行称为“Paper Machine”(论文机器),平均每3个月就有一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发表,在圈子里小有名气。然而回国后,43岁的李国杰放弃了论文导向的研究,开始考虑学以致用的问题。
 
“搞计算机的人,最终的目的是产生实际效果,做出实实在在的东西。”耳濡目染美国计算机产业之发达,李国杰开始思考:技术创新的关键究竟何在?
 
他在题为《技术创新的关键在选题》这篇回国后最早见诸报端的署名文章中,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彼时,中国科技界正在努力实践邓小平提出的“发展高科技,实现产业化”的目标。
 
“科技和经济的距离是很遥远的。”在孙凝晖看来,李国杰给自己找了一个最难的选题,难到“咬牙切齿”,因为他们的对手是IBM、惠普、思科这样的国际计算机产业巨头。
 
只是李国杰早已认定,在计算机领域,善于提问才是王道,否则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走,永远难有大作为。“决定要不要做这件事,其实比做好这件事更重要”。
 
“曙光”取得成功后,2000年,李国杰再度落棋——研制中国自己的高性能通用CPU。与当年研制“曙光”面临的情形一样,不少人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有人说,IT巨头英特尔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研制芯片,中国承受不了如此高昂的竞争成本。
 
“有很多人总是把美国的今天,看成中国的明天。似乎美国之前投入了多少钱,怎么做的,中国就要投入多少,跟着他们的办法做。”在李国杰看来,按照这般思路势必一事无成。
 
李国杰要做的,是凭借自己的知识基础,用全新的技术方法研制芯片。
 
“提出CPU的研制,我们并不是万事俱备,但我相信计算所有这个实力。”李国杰说自己当时“豁出去了”,拿出全所近一半的科研经费1000万元人民币投入CPU研发。
 
仅仅两年的时间,李国杰率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队伍,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款高性能通用CPU“龙芯一号”。
 
事非经过不知难,李国杰经常用这句话总结自己突破禁区的感受,在实现CPU产业化的过程中,他一再重复。在他的创新链条上,技术突破似乎从来都不是最难的一环,最具挑战的事情是,怎样才能把产品卖出去。
 
“我天生不适合做企业家”
 
在李国杰的观念里,高技术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开发为产品进入市场,等同于浪费国家的钱。从选题开始,技术产业化就是他心中始终紧绷的一根弦。
 
“曙光”研发成功后,李国杰首先希望与其他公司展开合作,将技术成果交给某个企业实现产业化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“曙光”技术面临无人接手的窘境。
 
“我们有毫不动摇的决心,但是如何产业化?现在想来,最初真的很幼稚。”摆在李国杰面前的第一道难关,就是规模化生产所需的资金。几经周折,“曙光”曾在香港借壳上市,但上市募集的资金并没有用于发展曙光产业。
 
面对让人心寒的现实,李国杰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把曙光业务从上市公司买回来,亲手掌控“曙光”,在天津另起炉灶,自己把产业做大。
 
回想那段经历,李国杰说他吃了不少苦头:“企业家要有很强的风险承担能力,他所应具备的素质,跟学者完全不一样。我天生不适合做企业家。”
 
科学家考虑问题往往事无巨细,心里有谱才敢做,不像企业家,有三四成的把握就能“豁出去”。性格方面,李国杰认为企业家需要有很高的外交能力,懂得谈判沟通技巧,但他并不喜欢社会交际。
 
尽管如此,李国杰还是把曙光公司带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,技术产业化之路日渐通畅。曙光服务器在国家信息关防、石油物探、航天测控、教育科研等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。据IDC公司统计,2012年曙光x86服务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10%,与IBM只相差5个百分点。按营业额统计,曙光在国内企业中排名第一,已成为国内服务器第一品牌。
 
与此同时,“曙光”的技术创新也迈上更高台阶。2010年6月,曙光星云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,运算速度达每秒1270万亿次,名列全球高性能计算机500强的第二名。曙光已连续4年超过IBM,位列中国高性能计算机TOP100榜首,2012年在TOP100计算机中占有36%的份额。
 
架起创新的桥梁
 
“我们做高性能计算机,其实有三个评价维度。”孙凝晖告诉记者,“算得快”并不是唯一标准,还有应用广、产业化规模大的要求。
 
在这样三个限定条件下发展技术,可谓难上加难。
 
“然而唯有如此,才能真正实现科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,否则只不过是技术应用而已。”在孙凝晖看来,高技术领域必定是世界性的舞台,其核心只有“创新”二字。
 
“但科技创新与尖端科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你说iPhone在学术上、技术上是最领先的吗?”孙凝晖自己的回答是“不见得。你可以说他先进,但不能说它领先”。
 
“发展高技术,实现产业化。经常有人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说,这是错误的。”对于李国杰所做的每一步探索,孙凝晖认为都是在搭建从科技此岸通往产业彼岸的那座桥梁。
 
在众多解读中,李国杰做高性能通用处理器的出发点,似乎也仅仅是因为没有自己的CPU将危害国家安全。而在孙凝晖看来,这只是故事化叙事的表象,其本质依然是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处理器芯片产业。
 
“希望通过技术进步,真正做大做强我们的计算机产业,这才是李老师所有贡献的全貌。”孙凝晖说,科技通往经济的道路由三段组成——学术、技术和产业,“在这三段道路里,都能看到李老师努力的身影”。
 
一家科学研究机构,要做出能够得到广泛应用的产品,并把它推向市场。对于李国杰掌舵计算所期间进行的这项事业,很多国外同行并不理解,他们说:“这太难了,怎么跟IBM公司一样。”
 
“问题是,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做基础研究,公司作面向产业的前瞻研究,把产品卖出去。他们两者之间会有很好的接续。”李国杰向记者道出个中原因,“但中国的企业,往往只做技术开发,真正的前瞻研究却几乎没有企业来做,因此没有那些未来极具价值的技术储备。”
 
“挑战就在这里,我们的竞争不是单点的,而是要面对整个创新系统。”孙凝晖说,从学术引领原始创新到技术创新,再到机制体制的完善和技术产业化,需要建立起一个极为复杂的“创新生态系统”。
 
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,为何不能与企业形成良好的创新连接?李国杰的回答是,原因有很多,但在“科技成果转化”这个提法中,就能看到我们的致命误解。
 
“事实上,成果本身是很难转化的。作出一个科研成果,再把它直接转化成产品,这样做成功的案例很少。对于基础研究而言,学术论文往往就是最终结果。”李国杰告诉记者,更重要的,是技术和人才的转移。对于产业来说,最具价值的是通过专利等方式转移或辐射给企业的技术,同时,还有技术人才源源不断、畅通无阻的流通。
 
正是基于这些理念,今天的计算所才有了自己的独特定位——成为中国计算机产业人才与技术的源头。他们要作出面向产业的战略性前瞻研究,再传给中国企业。
 
未竟的使命
 
2011年8月,68岁的李国杰卸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一职,继任者孙凝晖是他门下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。
 
“曙光”总设计师、智能中心主任、计算所所长,在孙凝晖的职业成长之路上,他多次从导师手里接过事业的接力棒。
 
“导师在我眼里,一直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奋力前行的‘修道者’的形象,十字架上刻着两个大字——‘国家’。”孙凝晖写下的这段文字,曾让很多人深受触动。
 
“您觉得自己是否也背负着同样的‘十字架’?”采访中,记者如此问道。
 
“这恐怕是我们两代人之间最大的差别。在我们身上,并没有这种无形的‘十字架’。”孙凝晖的回答简单而直接。在他看来,他们身上都有符合各自时代特征的印记。
 
李国杰1943年出生,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度过,下过农场、当过工人,改革开放后出国,拿到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时,已是42岁的年龄。
 
“如果一个人中国文化的根底深一些,留在美国的可能性就不大。所谓国家民族这个概念,不完全是个政治概念,它是一个感情的概念。”从李国杰这番话中不难感到,家国情怀早已深深融入他的血液,甚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。
 
1968年出生的孙凝晖,其学生时代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汹涌浪潮,由此吸收了更加多元的新鲜思想。他在北大接触到当时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,“觉得在计算机上实现人工智能,一定是件很酷的事儿”。于是,本科毕业时他报考了智能中心的硕士研究生。
 
“李老师说话极快,思维极为跳跃,你基本跟不上他的思路。”1989年夏天硕士生面试时,孙凝晖第一次见到李国杰。一间简陋得要命的办公室,体态有些消瘦的李国杰藏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书里,此情此景让他有些吃惊。
 
孙凝晖记不起李国杰曾问过他什么问题,只记得李老师说了很多“863”计划的情况,让他产生了一种随他一起投身伟大事业的冲动。
 
就这样,冲动最终转化为现实。从师徒到同事,李国杰与孙凝晖并肩奋斗二十余载,在共同的事业追求中缔结下深厚友情。
 
“李老师对您最为深刻的影响是什么?”也许不止一次,孙凝晖曾面对这样的提问。
 
“他给了我一个梦想。”
 
从1989年一直到1995年,孙凝晖在参与“曙光一号”、“曙光1000”的过程中,完成了他最早的科研任务。在高性能计算机这一永不停步的科学跑道上,他的梦想日渐清晰——通过自主创新,改变中国的计算机产业。
 
“在此之前,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太有梦想的人。”关于梦想,孙凝晖有着自己的理解,他说,“梦想是能够让一个人追寻很久的东西,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,会不断地激励你,让你激动”。
 
这个梦想,已经成为计算所的文化基因。“他打造了这个梦,并且让我们都相信这个梦想。”在孙凝晖心中,梦想是李国杰传承下来的最大财富,它凝聚起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,前赴后继去追随、去实现。
 
2011年,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中科院计算所成立,成为目前我国在该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,为学科方向深入发展打下基础。而在孙凝晖的“梦想蓝图”中,这个实验室将是我国计算机产业技术创新“源头的源头”。
 
时不时地,孙凝晖会拿出李国杰几年前出版的文集《创新求索录》翻看,里面收录了他回国20年来在高技术前沿领域自主创新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。
 
“现在看他20年前写的东西,在今天依然极具启发意义,那些问题依然成立。”孙凝晖说,李国杰当年所处的时代仍没有结束,他所开启的使命也还远没有完成。
 
孙凝晖曾把使命达成之路上面前的对手一一列出,英特尔、IBM、惠普……这些技术领导型的伟大跨国企业,几乎代表着当代美国的核心产业竞争力。
 
“我们的梦想,只能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。”孙凝晖畅想,如果这项使命完成,就会实现我们的中国梦。而这,也许有赖更多的人努力拼搏到计算所成立一百年之时。
 
《中国科学报》 (2013-05-31 第5版 人物周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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